10月13日下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某龙拐骗孙卓和符建涛、吴某光包庇一案作出一审公开宣判，以拐骗儿童罪判处吴某龙有期徒刑5年，以包庇罪判处吴某光有期徒刑2年。同时判令吴某龙赔偿孙某飞、彭某英损失42万元，赔偿符某、彭某某损失42万元。（10月14日 央视网）

　　这是孙卓的家庭用16年零4天的时间，等到的一审判决。

　　判决一出，便引发公众热议。5年有期徒刑，在公众看来判处“过轻”，却是拐骗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期。民事赔偿可以通过上诉使法院改判，可刑事判决的改判却并不容易。要想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唯一的方法便是向法院提供被告人在孙卓案中贩卖牟利的证明，从而在二审时将罪名变更为拐卖儿童罪。否则，法律就会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之间选择“纵”。

　　“骗”与“卖”，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拐骗儿童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儿童罪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区分两种罪名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拐骗儿童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为了收养、奴役或使唤，拐卖儿童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为了贩卖牟利。

　　于是，公众关注的重心便从判决结果转移到罪名研究。两种罪名的设定建立在法律对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犯罪程度等因素的考量上，做出罪名的区分是有必要的，但是公众也认识到，无论是“骗”还是“卖”，都会给受害者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以加害者的主观目的为量刑依据是否淡视了受害者的客观损失？再者，基于两种罪名的评判标准，是否易被心怀不轨之人钻法律的空子？即只要受害者拿不出人贩子贩卖牟利的证据，那么人贩子在刑事方面最多被判刑五年。这样的结果虽符合法律规定，却与公众期望大相径庭。

　　《法治日报》于今年四月份在新浪微博上发起了一项关于“你支持拐骗罪与拐卖罪统一量刑吗”的投票，超九成参与者持支持态度，越来越多的人呼吁“‘骗’‘卖’同罪”。之所以公众会有如此呼声，一方面是因为上文所提到的，有关两种罪名的评判与量刑确实存在不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公众对法律应有的震摄作用的期望。

　　一个有少数破窗的建筑会吸引破坏者打碎更多的窗子，这便是犯罪学中的破窗效应。破窗效应说明若不良现象被放任存在，就会诱使人们效仿，甚至变本加厉。破窗效应强调着力打击罪行，以零容忍的态度面对案件。在当今拐骗罪与拐卖罪的评判与量刑标准下，若人贩子将拐卖包装成拐骗以进行低成本犯罪，只会让他们更加猖獗。但若法律通过放宽法定刑升格条件等举措来加重刑罚，让公民不敢轻易逾越法律底线，减少甚至杜绝犯罪案件的发生，这才是法律最根本的意义。

　　当然，对案件零容忍并不意味着像部分群众所提倡的“人贩子应该一律判死刑”。首先，“一律死刑”的处罚对于持有不同犯罪目的、悔罪态度的涉案人员而言有失公平。其次，若法律的网四面皆闭，不给犯罪人员弥补过错的机会，则会助推他们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反而起到了鼓动恶行的消极作用。

　　法之必行，在于民心所向。公众对存在于拐骗儿童罪与拐卖儿童罪之间的法律困境的思考与建议，不仅包含了对“天下无拐”的美好愿景，更是对法律的信任，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中国慈善联合会法律顾问张凌霄认为相关领域对于公众呼吁应给予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始人张宝艳也曾建议将拐骗儿童罪并入拐卖儿童罪之中；孙海洋的代理律师姚克枫已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关于立法修法的建议。他们发声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人民的支持。

　　我们相信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旧事物终究会退出历史舞台，但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不是一蹴而就的，法律的完善必然要历经一个严谨、审慎的过程。所以公众在关注如何破除法律困境时，应抱有更多的信心与耐心。（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1级卓越新闻班  孙悦）